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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制造”的優勢與劣勢

近年來中國逐漸出現了勞動力短缺和勞動力成本大幅增加問題。對此,印度不失時機提出“印度制造”計劃,希望通過各項經濟改革,完善投資環境,吸引國際制造業巨頭投資本國,將制造業占印度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從目前的15%提升至25%。
  2015年9月,當印度再次陷入1.5億勞工參與的大罷工漩渦時,其離莫迪總理發出將印度打造成為媲美中國的世界制造中心的豪言壯語才僅僅過去一年。隨著經濟增長和人口結構的變化,長期占據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的中國,逐漸出現了勞動力短缺和勞動力成本大幅增加問題。對此,印度不失時機提出“印度制造”計劃,希望通過各項經濟改革,完善投資環境,吸引國際制造業巨頭投資本國,將制造業占印度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從目前的15%提升至25%,并為每年進入印度勞動力市場的逾1200萬年輕人創造就業。

  “印度制造”頗具吸引力

  勞動力成本低廉是印度制造業的主要優勢。印度一直位居全球勞動力成本最低國家前列,根據勞工統計局的數據,近十多年印度有組織的制造部門的勞動報酬(包括工資、福利、社會保險和稅金)增長十分有限,只從1999年的每小時0.68美元漲到現在的每小時1.5美元,而同期生產工人的報酬只從每小時0.53美元增長到每小時1美元。制造業成本低、操作技術簡單、勞動強度大,使印度國內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紡織品、服裝、鞋類等增長潛力巨大。同時其制造業產品在設計理念、銷售渠道等方面更貼近歐美高端市場。此外,印度制造在高技術領域亦擁有一席之地。得益于英語的相對普及以及對歐美專利體系的相對熟悉,印度制造在生物、化學、電子、通訊優勢明顯,國際合作的空間較大。

  “印度制造”計劃提出以來,的確吸引了一部分海外投資。全球最大智能手機和電子產品代工制造商富士康(Foxconn)2015年8月表示,到2020年,該公司將在印度西部開設10到12家工廠。同期,通用汽車(GeneralMotors)宣布計劃投資10億美元,在印度市場開發新車型。一些原本在中國投資的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如培樂多(Play-Doh)、大富翁(Monopoly)以及孩之寶(Hasbro)等玩具制造業,也因為中國日益面臨勞動力短缺問題而將投資目光轉而投向印度。甚至一些中國智能手機生產商,華為、一加、酷派和OPPO都計劃在印度生產手持設備;小米則正在與富士康合作,在印度組裝手機;聯想計劃與偉創力(Flextronics)合作。對此,印度本土企業家對印度制造業未來的發展前景信心滿滿。塔塔鋼鐵公司總裁B.Muthuraman認為:“以后印度的制造業也會和中國一樣,取得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

  充足的勞動人口數量為印度制造業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也為印度制造業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然而若要取代中國制造業的領先地位,僅靠勞動力數量遠遠不夠。目前的印度,還應該克服諸多問題。

  面臨重重困難的印度制造業

  基礎設施薄弱是硬傷。基礎設施薄弱是印度經濟和制造業的硬傷。在中國,每年有20%的GDP被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完善的基礎設施為制造業提供了便利的物流條件和充足的能源供給。而在印度,每年只有3%的GDP被用于基礎設施建設?;A設施長期欠賬,成為印度經濟的軟肋,削弱了印度經濟的發展潛力。

  交通系統混亂。印度一直沒有建立起高效完善的交通系統。大部分區域的道路狀況很差,完全不能滿足物流需求。作為世界第七大面積的印度,只有三個主要港口。而孟買作為印度最大的港口城市,擁有1200多萬人口,卻只有一條橫貫南北的交通動脈。往往在中國只需要2小時的物流路程,在印度至少需要4小時以上。這迫使投資商必須選擇在離港口更近的高價土地上投資建廠,增加投資成本。

  電力供應缺口很大。印度每年的電力缺口在10%以上,是全球人均電力消費最低的國家之一。2012年8月,印度三大電網全部癱瘓,20多個邦大規模停電,6億多人受到影響,國家對電廠投資不足,管理混亂,偷電漏電狀況屢禁不止,電力系統時常出現問題。國內有限的電力尚不能滿足居民正常生活需求,更不用提滿足工廠日常生產所需電力了。

  為了完善基礎設施,印度政府計劃在2012年—2017年期間,投資一萬億美元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并建設五條包括大量公路、鐵路和電信樞紐的五條工業走廊。然而,由于政府辦事效率低下,這些工程的建設仍在拖沓中。

  制度效率低下,官僚體制積習難改。印度當前的政治體制存在諸多限制因素,無論政治領導層希望做什么,都必須在中央層面經過紛繁復雜的程序,甚至還需要在各邦經歷更加復雜的審批。這樣漫長的審批程序,極大喪失了效率,也往往被用為惰性的擋箭牌。

  印度的法律規章制度錯綜復雜,官僚體制嚴重。比如在印度現行約有50余條中央勞工法規,170余條地方勞工法規,這些勞動法規對于勞工的保護非常嚴苛。1947年出臺的《勞資糾紛法》規定,員工數量超過100人的企業在裁員時,必須獲得政府的同意,而在向政府申請裁人時,往往需要等待漫長繁瑣的審批程序,同時政府批準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而1970年出臺的《勞動合同法》則規定,員工數量超過20人的企業在雇傭合同工之前必須獲得政府的批準。鑒于招聘和解聘方面的嚴格限制,印度多數企業被迫保持較小的規模。咨詢機構麥肯錫的一項調查顯示,“盡管勞動法的相關規定旨在提高工人福利,但事與愿違,大多數企業因為懼怕觸犯勞動法而寧愿不擴大生產規模”。

  新加坡已故前總理李光耀曾指出:“印度曾經大搞國家計劃經濟,國家控制范圍太廣,致使官僚體制固化,腐敗猖獗,以至于浪費了數十年的發展機遇。”然則,要改變這一現狀并非易事。此次印度大罷工就源于莫迪政府強調“簡政放權”,希望能夠減少政府行政干預,強力整頓官僚機構。企業用工方面,莫迪決定修改《勞動法》,建議工人數量少于300的工廠不需政府審批就能裁員。卻被勞動者認為侵犯勞動者利益而遭到大規模反對。

  勞動力素質兩極分化嚴重。雖然印度擁有巨大的勞動力資源,然而,不同于中國的義務教育制,印度長期奉行精英教育,導致其國內勞動力素質兩極分化嚴重。通常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人才不愿意在工作條件差、薪資待遇低的制造業工作。而沒有受過教育的勞動力,則完全缺乏基本的勞動素質,達不到工業流水線上最起碼的初中文化水平的勞動力要求。

  據聯合國一份報告指出,目前印度的文盲占世界文盲數量的三分之一。受教育程度的低下,還使企業工人缺乏制造業所需的紀律性。不能按時到崗,也不會按照企業生產需要來加班,導致經常拖延工期。

  而對此,制造商往往無可奈何,也無法裁減低效率的勞工。除了很難找到擁有一定技能的工人外,還由于嚴苛的勞動法限制,企業無法自主裁減掉合約期以內的工人,而必須申請政府批準。制造商為了保持用人靈活性,往往只和工人簽訂臨時協議,工人流動性大,技能難以提升。這也成為制約企業和印度制造業長期發展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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