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地方的主政者最關心的，不是這些園區的招商、營運和收益，而是年復一年、屆復一屆地擴大園區面積。比如，2011年7月，南京市委原書記楊衛澤從無錫調任南京不到4個月，就提出要在全市建設20個紫金科技創業特別社區。前述報道中唱“空城計”的多個創業園，楊衛澤曾高度重視，不僅去視察過，而且還多次表揚江寧區成效顯著，走在南京的前列。

  
    經濟新常態是已為人們耳熟能詳的新名詞，這意味著經濟增速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換擋，不再追求犧牲質量只求數量的粗放發展模式。在這種新常態的視野下審視，“園區倍增”或許是一種病。

 
    “園區倍增”絕不等同于“工業倍增”、市場倍增、效益倍增。多少年來，地方主政者十分看重發展各類園區，動輒要求每個園區每年以數十平方公里的速度推進。仿佛只要園區的大餅攤開了，什么都好說，工業和效益也能同步增長一樣。其實，這種“病”只有“公家人”能夠患得起。試想一個開餐館的人，當一個店生意都不能維持時，還會開一家分店么？大多數情況下，“園區倍增”只不過是園區面積的增加而已，連虛假繁榮也換不回。

 
     “園區倍增”意味著各種資源的浪費。在“園區倍增”面前，土地資源、耕地面積、山河面貌、青山綠水、環境保護、原居民利益等，似乎都不需考慮。運動化的推進，才是唯一的大事。在“園區倍增”面前，一些地方政府從不計成本，為了加大園區建設的投入，不僅可以在政府“財政大餅”中擠壓民生支出的空間，而且可以毫不手軟地擴張早已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地方債務。

 
     “園區倍增”很坑爹。除了相關主政者換來了有魅力、敢于跳起來摘桃子之類的名聲(在新常態下未必一定是好名聲)外，“園區倍增”很可能綁架一些人的利益。

  
    比如江寧區的那些園區，雖然空蕩蕩的，但是也虛列了許多知名企業的名頭：什么甲骨文南京研發中心、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科技成果轉化基地、中國藥科大學科技成果轉化基地、美國stepan公司總部等。至于為了園區建設，園區管理部門不斷進人增編，管理機構及人員越來越多，政府招商人員越來越膨脹，過著一種空有壓力全無效率的生活，地方政府更是從來不拿它當一種“成本”來認識。

 
     “空城計”提示我們，有沒有必要進行“園區倍增”，尤其需要進行必要性的論證和經濟效益的考察。否則，一往無前地倍增，很可能便成為一種“盲人騎瞎馬”式的奔跑。